導讀：1865年，最早開始流行汽車的英國，為了規范汽車管理出臺法案，要求每輛車要3個人駕駛，其中一個必須在車前50米外搖紅旗開道，車子不能超過紅旗，行駛速度不能超過每小時4英里，后被人稱為《紅旗法案》。這讓英國錯失了整個汽車工業時代。而這樣的焦慮，如今蔓延到了中國互聯網醫療界。

一場始于今年3月份的互聯網診療監管風波，于近日再次引發熱議。國家衛計委關于《互聯網診療管理辦法（試行）》征求意見稿（以下簡稱《意見》）的意外流出，讓負面情緒彌漫互聯網醫療界，甚至出現“互聯網醫院、網絡醫院注銷”等謠言。

事實上，互聯網醫療的身份尷尬，自興起5年來一直存在，但如果《意見》不加修改地實施，這次帶來的打擊幾乎是沉重的，有人甚至用“哀鴻遍野”形容慘狀。從互聯網、醫療領域的創新看，我們甚至可以說，它堪稱中國醫改界的“紅旗法案”。

一場監管風波，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

《意見》流出后，互聯網診療面臨被禁行的風險。面對巨大的輿論，國家衛計委有關工作人員“還只是征求意見稿，以后肯定會有變化”的回應，讓從業者懸在空中的心暫時放了下來，但這個文件形成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效應帶來的后續影響仍然存在。

醫療信息化專家陳金雄撰文稱，《意見》核心內容只談到遠程醫療，而基本沒有涉及互聯網醫療。但是，遠程醫療很早就有專門的管理辦法了，而其他業務根本就沒有涉及核心醫療，也無需管理辦法來規范。“這就出現中國式幽默”。2014年出臺的《遠程醫療服務意見》反而具有互聯網思維，有些實體醫療機構就是利用《遠程醫療服務意見》這個規定，自覺合法地開展互聯網醫療服務。

坦率地說，鑒于移動醫療投資熱的現狀，以及規范醫療確保服務安全、分級診療等的需要，國家出臺監管政策確屬必要。令人遺憾的是，不管是服務主體，還是服務范圍和內容，與2014年國家衛生計生委頒布的《關于推進醫療機構遠程醫療服務的意見》相比，反而更缺乏互聯網思維，更容易壓制互聯網醫療的發展。

或成中國醫改界的“紅旗法案”？

縱觀眼下的輿論界，《意見》“開歷史倒車”“刻舟求劍式法規”的聲音不絕于耳。筆者認為，互聯網醫療確實需要監管，但從以下3方面來看，說它是中國醫改界的“紅旗法案”并不為過。

第一，違背醫生資源流動的大趨勢。醫療歷來是個相對封閉、改革較緩慢的系統。不少專家認為，公立醫院長期存在的壟斷、醫生資源流動難，正是導致我國看病貴、看病難的重要原因，也是我國醫療與歐美不同的重要表現。一定程度上講，互聯網醫療的興盛，就是醫生資源長期被禁錮后，在技術發展推動下的表現。《意見》稱，醫務人員要經執業注冊的醫療機構同意才能開展互聯網診療活動，這與國家衛計委此前放開醫生自由執業、發展社會辦醫等有關法律法規精神相悖。這可能導致公立醫院對醫療資源的壟斷更加嚴重，可謂重走老路。

第二，對醫療創新嚴重不利。仍以需經執業注冊的醫療機構同意為例，這必然將增加大量的時間成本和人力成本。醫改專家、北京大學中國衛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國恩曾在一場“創新驅動衛生經濟”主題演講中表示，政府應為醫療創新提供政策保障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便是節省制度成本和時間，減少注冊、審批等程序。事實上，從最近國務院常務會要求開放連鎖診所、門診部等機構的審批備案來講，我們也能發現，備案制正逐步代替繁瑣復雜的注冊制，降低行政成本已是目前政府管理改革的方向之一。

第三，極其打擊行業積極性。5年來，在互聯網醫療領域，已經形成一批踏實做事的企業，他們和大型公立醫院一起，在遠程診療、分級診療、醫療信息化等領域，做出了很多探索和成績，在服務模式和服務能力上也有大量的創新和實踐，這些安分守己、堅守初心的企業，值得尊重；其為分級診療、節省成本、醫療發展與技術發展的良性循環等付出的努力和拼搏創新，需要正視。正如業內人士所呼吁的，目前互聯網醫療領域尚未出現過安全問題，應該“放互聯網醫院一條生路，給那些創新的人留一點勇氣”。

互聯網醫療的價值：連接、盤活、動起來

互聯網醫療的重點是“醫療”而非“互聯網”，倘若能通過技術的變革來讓飽受健康之苦的人重新振奮的話，這的確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。畢竟健康幾乎是每個人必須考慮的剛需問題。

從美國實踐來看，《意見》的諸多規定或顯得有些多慮了。數據顯示，美國凱撒醫療集團的遠程診療發展迅速，52%的初診通過在線完成。遠程醫療已被廣泛應用于皮膚疾病、病理、精神衛生、兒科等十幾個專科醫療領域。美國遠程醫療協會（ATA）通過制定相關服務指南文件，來保證遠程醫療服務的質量、安全性和有效性。因此，筆者認為，這表明利用互聯網進行一定程度上的初診，且不限于慢性病，并不會帶來嚴重的醫療安全問題，但相關限制及診療規范確實是必要的。

國內互聯網醫院迎來“小爆發”

從國內實踐來看，來自互聯網領域的力量尤其是BAT大多在發揮“連接”角色，或從分診機制入手、或從共享硬件采集設備入手、或醫患社區產品入手……從各個方向搭建連接線上與線下的服務；專業醫療領域方面，有互聯網醫院投入數億元，開發技術平臺和系統，將遠程醫療送到基層；解放軍總醫院、浙江大學第一附屬醫院、中日醫院、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（廣東省網絡醫院）等多家三甲醫院，在開展影像會診、病例會診、遠程監護和預約等遠程協作方面，有深入探索。

這些實踐均表明，互聯網醫療一方面可以發揮“連接”的價值，另一方則整合優質醫療資源，并讓其在大醫院和貧困地區“動起來”，緩解我國長期以來醫療資源不均衡的難題，有助于提高醫療服務的可及性和便捷性，讓醫療資源使用效率更高。

基于上述種種正面意義所在，互聯網醫療需要的監管，不是“一刀切”的全面否定，而應從國內外的實踐出發，提高準入門檻，規避潛在風險，讓行業健康有序發展。So，政府對其有必要采取慎之又慎的態度，但更為關鍵是——如何監管、以及朝何種方向監管，這才是對監管智慧的真正考驗。